要说恶搞的鼻祖，提起周星驰恐怕不会有人反对，他在上个世纪的众多电影至今都被年轻人奉为经典。现在，恶搞的接力棒终于传到了大众手里，胡戈带领着一票“搞友”从2005年开始，掀起了恶搞史上一场声势浩大摧枯拉朽的运动。

有人对其嗤之以鼻，有人将其捧为先锋运动，在法国思想家罗兰.巴特看来，“倒错，就是对一种不以社会或物种盈利为目的的乐趣的寻找”，因此，“仅仅是倒错，就能使人快乐”。

恶搞不是搞恶

没错，快乐就足以颠覆一切。在巴特眼里，大众文化是没有创造性的机械复制，虽然在表面形式上花样翻新，“然而意义却总是同一个”。

商业社会的生产目的不在于创造，而在于批量复制出“有用的”产品用以交换，从而实现商业价值。在这种复制性的商业思维中，文化生产行为的创造性和产品本身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却是被漠视的。手握遥控器的观众们面对电视机呈现出的画面，哪怕是味同嚼蜡的广告，除了接受和拒绝，也别无他法。接受者与生产者的精神自由一同被阉割了。

这种情况下，网络视频尤其是恶搞视频的魅力才显得尤为突出，恶搞者们以瓦解神圣、讽刺权威、打倒假正经为己任。你不是喜欢板着脸说教吗，那我就模仿你那假模假式的表情，让你看看你自己有多虚伪可笑。如果玩笑开过了头，你也别动怒，我本就是一介草民，跟我计较多跌份啊。您在舞台上唱大戏，我在草台班子里玩杂耍，甭管怎么折腾，我就是为了自得其乐玩得开心。

但戏谑打诨背后并不是空洞的发泄，大量视频作品都在反应社会现象背后的意味深长，让人不敢小觑这些看似粗糙的原创作品。

春运期间乘客买票难，车站外的黄牛党们却猖獗逍遥，《春运帝国》和《新龙门票贩》就对这种由来已久却无人过问的现状狠狠地讽刺了一把；《鸟笼山剿匪记》（注意，不是乌龙山）把剿匪经过演绎成了小孩过家家，但揭示的主题却是当下社会人浮于事、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病，令人玩味；《满城尽是加班族》则讲述了白领们因为加班而身心俱疲，丧失个人空间的故事，真切得就像发生在你身边。

虽然这些视频无一例外地在片尾宣称：“此片纯属本人自娱自乐，内容纯属虚构，全是瞎编乱造。”但这些调侃、搞笑、戏说的背后，充满了创作者们对社会的关注和强烈的责任感，他们的热情和人文关怀始终遮掩不住。

创造性破坏

Web2.0时代把发言的门槛挨个砸掉，现在做一个播客只需要：一台电脑，一个摄像头，一个麦克风，一个想法足矣。草根从被动的收看者变成了分享、创造者，他们砸烂电视机，推开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师，抢过摄像机和麦克风，表达所有想表达的，抨击所有想抨击的。正如土豆网CEO王微自己说的那样：“我们是一个破坏者，也希望是一个重建者。”

随手点击一个视频网站就能看见网友原创或翻唱的歌曲、自己录制的搞笑脱口秀，以及各种主题的自拍DV短片。一位播客的热衷者说，这种网站最有价值的地方，在于“它准确地把握住了一种趋势，即个性张扬时代和日趋简单的音像制作技术”。华尔街日报则这样评论：中国人的社交圈子通常比较狭小，但土豆网等社交、娱乐网却正在为拓展中国人的社交范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这几天，一段长21分39秒的恶搞视频新近现身网络，这次“搞”的对象直指姜文新作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也许是个人修养程度的差异，也许是被恶搞之风磨炼得承受能力大增，与陈凯歌对《馒头》的勃然大怒不同，姜文对此事持十分宽容的态度。

至于姜文是否真的心无芥蒂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对此类现象习以为常司空见惯，倒真是全民心理建设的一大“进步”。无怪乎有网友发出呐喊：“如果视频作品都被抹杀了个性，那生活将会多么无聊啊。”

正是因为手工作坊式的拍摄模式使视频的成本降至历史最低，技术的发展给它们提供了快速而直接的传播渠道，使得网络视频风暴愈演愈烈，成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全民生活秀，其中自然是良莠不齐、泥沙俱下。这种时候，似乎，在内容的生产源头加一道安全阀门成为一种必要。

数百家视频网站一下子“收为国有”显然不太可能，网站为了生存一定会打出些擦边球，这无形中又将权力集中并提升到了更高一级。这一过程中，又会生出多少新的权力归口。

引用恩格斯用过的一句德国谚语：给孩子洗澡，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。希望不要矫枉过正的好，最好此举是良医对症下的新药。